大陆高校或已沦为圈钱工具

carspar

大陆高校或已沦为圈钱工具 张雪忠（上海） 今年年初，吉林大学宣布该校负债30亿元，并公开征集解决学校财务困难的方案。大陆高校近2000亿元债务如何偿还，也因此成为一个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中国教育部部长周济认为，高校债务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说，还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将来准备从中央财政到地方财政，都对高校的生均拨款增加投入”。周济还强调，高校可通过“土地置换”的方式来偿还债务。 除了将大学清算关门之外，人们的确想不出比周济部长的建议更好的办法。但周济部长似乎还应进一步说明：高校作为公共机构，是否可以不受基本的财政纪律的约束？在土地置换之后如发生新的债务，高校还有什么东西可供置换？ 在中国大陆，高校多由政府开办，办学支出除来自学生缴纳的学费，主要依靠公共财政的资助。和其他公共机构一样，高校本应受到严格的预算约束。不应有超出预算外的支出，这是任何公共机构都应遵守的最基本的财政纪律。 如果高校可以为了“自身的发展”向商业银行贷款，必然会面临无法如期还贷的风险。一旦高校无法如期清偿债务，又会面临破产清算的后果。但在中国，将公办大学关门大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求助于公共财政或者变卖公共资源（如高校通过划拨获得而无需支付市价的土地），便成了解决债务问题唯一可行的途径。 但如此一来，高校管理者实际上已经取代了法定的财政部门，可以任意决定应从公共财政的蛋糕中切取多大的份额。这就形成了一种极为荒谬的现象：一些公共机构可以毫无顾忌地瓜分公共财政资源，但在政治上却无须对公共财政承担者或其代表机构负责。 在现行体制下，尽管中国民众本来就难以对政府财政收支施加实质性的政治控制，但各级财政部门至少在形式上还须对同级人大负责，并接受后者的监督。而大陆的高校却能锐意创新，借助商业贷款的方式脱离财政制度的约束，获得前所未闻的“政治豁免”。 除商业贷款以外，各高校之间日益频繁的“人才流动”，也是一种秘而不宣的圈钱手段。比较普遍的做法是，一教授从原高校离职，并与另一高校签订为期三至五年的服务合同，后者除通常的工资薪金外，还要向该教授支付从几十万至上百万不等的“安家费”或“科研启动费”。 但中国高校是不会做亏本买卖的。新聘教授在服务期间的主要工作，便是帮助新雇主申请硕士点、博士点或各类重点项目，或者申评各级重点学科、重点专业，等等。一旦项目申请成功，国家的财政拨款便随之而来。 在大陆高校中，已经批准的项目一般不会因为单位的人才出走而撤销。因此，人才流动越频繁，国家需要拨款的项目就越多。由于不同的高校都是政府开办，公共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人才总量并不会随着“人才的流动”而变化，但公共财政的支出却随着每一次的流动而不断增加。人们迟早会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分别任职于不同高校的两名教授只要互换一下岗位，公共财政便要付出额外的代价。 在高校教师学术成果评定机制中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各高校主要是根据文章发表或著作出版的数量考评教师的学术业绩，并因此促成了下列“资金链条”的形成：出版社（或杂志社）私下或公开向作者索取出版费用；作者利用发表的作品向学校申请项目补助，或取得更高的职称（意味着更高的收入）；学校利用教师的学术成果申请前述各种学科、专业或科研项目，并获得更多的政府拨款。 在以上的学术游戏中，所有的参与者都有利可图，最终的买单者则是全体纳税人。有不少人辩称，根据出版物的数量评定教师的学术业绩，在当前情况下是一种较为客观和公正的评价体系。但这种辩解也等于是承认，中国学术界已经失去了对学术作品进行真正的专业评定的能力。整个学术界似乎已经心甘情愿地将学术评定的最终权力，拱手让给了相关学术期刊的编辑（特别是主编），但确保这些编辑具有足够专业水准和公正态度的制度却付诸阙如。 大陆高校上述种种令人咋舌的现象，其实只是更深层制度问题的表面征候。在民主国家，不同的公共机构为了争夺有限的公共财政资源，同样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它们在赤膊上阵的同时，仍须恪守一定的制度底线。 在中国，包括高校在内的公共机构，将对公共财政资源的争夺演绎的如此荒谬绝伦，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中国并不存在一种政治制度，使广大民众（或纳税人）可以对税收设置和公共开支，进行哪怕是最起码的政治控制。税收征缴和公共开支，在民主国家往往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途径，在中国却不断演化为收入差距的根源。 大陆高校的圈钱手段和行为，并不比其他公共机构更为恶劣。但高校作为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其智识和道义力量的普遍衰落仍让人十分痛惜。知识分子并不必须要比其他人在人格上更为高尚，但至少应恪守基本的职业责任。 知识分子的职业主要是探求知识和追求真理，这也知识分子的基本社会价值所在。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职业本份，要求其必须保持独立的人格，并怀有批判的精神。一位农民违心地接受“太阳围着地球转”的理论，并不影响他春耕秋收；一位工人违心地这样做，也并不影响他劳动生产。但一位知识分子如果违心地宣扬“地心说”，就很难说他是在探求知识、追求真理了。 在中国，学术研究的资助几乎完全由政府利用公共财政来进行。这种单极性的资助体系在政治权力与知识分子群体之间，形成了一种牢固的“喂养～效忠”型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完全剥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使知识分子最基本的社会价值无法发挥。 在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而言，要么是在为一些匪夷所思的制度和政策辩护，要么只是为制度性的问题徒劳地寻找技术性的解决手段。在对制度本身的反思方面，他们好像不是缺乏能力，就是缺乏勇气。 每一个人在生活的同时，也在书写历史。我们的后人在总结今天的这一段历史时，他们会如何评价今天的知识分子以及作为知识分子堡垒的高等院校呢？但愿他们不会用到下面三个词语：懦弱、伪善和贪婪。 作者任教于中国华东政法大学

carspar

海大这方面还好吗？呵呵

Contributor

呵呵，据俺所知，海大为了建新校区 也花了很多钱啊，光一年的利息就要近一亿（据说而已）